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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有媒体援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话说，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据了解，技术技能型高考，主要针对三类人才的培养，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相比现有职业教育只讲技能的局限，有了明显的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技能型高考不是简单复制原有的高职模式，而是针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以技术为基础，进行的改革探索。

     “需求是发明的最大动力”。高考两条腿走路直接来自于社会需求。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约有1700万人，总体上对中国人力资源机构的提升具有相当大的正面效应，中国产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确实也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表征人口红利已过的“刘易斯拐点”基本上已得到公认，大学生起薪低于农民工成为刺目的社会现实。固然文凭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收入倒挂”现象相当程度存在，确实削弱了教育在培养人才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流动渠道，促进社会公平，助长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基本功能。近年来，越来越多家庭有经济支付能力的学子出国留学，并呈现低龄化趋势，其中尤其是学业成绩最为优异的那批学生放弃高考，被国外著名大学全奖录取，应试教育强大的筛选功能到头来成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遭遇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倒逼”，多年徘徊，进而复退之后，两种高考模式的出台说明主管部门终于开始实质性地对高考这根“指挥棒”进行重新设计。

     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必须解决高考问题，解决高考问题，必须解决中国社会流动渠道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只要处于社会低端的人群只能通过高考这一条主渠道实现社会流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凭一次高考成绩定终身的困境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破解。但这样的宏大体制问题确实又不是教育部门凭一己之力就破解得了的，“在教言教”，从自身职权范围，走出一条教育体制首先是高考体制改革的新路，因此成为主政者的必然选择。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通过建立两种高考模式，分流部分更倾向于技术技能型职业取向的学生，有助于个人更好地规划人生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潜力。扩招以来，高校课堂上可以明显感觉部分大学生怠于学习，处于“混文凭”状态，这里既有大学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上的问题，但也肯定存在学生与知识型高等教育的“不投缘”。中国古人说的“劳心者”和“劳力者”或者“动口者”和“动手者”的区别，撇掉其中的歧视性意味，在教育规划和教学设计上还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及早分流，让这些学生脱离从中学到大学“陪太子读书”的尴尬和无聊？

    分流之后，高考整体面临的压力可以减轻，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和教学设计，可以“因材施教”，更贴近学生和社会需求，这是“两种高考模式”为教育争取到的空间。但这一空间要真正为学校所用，仍然需要宏大体制实现某种突破。只有走出现今高职的困境，改变技术技能型大学在高校系列中的地位，让从事技术工作的毕业生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和人生机会上，获得平等待遇，技术技能型高考才能脱离“边缘”地位。如此则不但教育改革有望取得成功，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公平和个人成长也将由此获得巨大动力。“两种高考模式”因此成为政府和国民的共同期待。